[作者] 南都社论 [来源]南方都市报 [发布时间] 2012-04-11

    4月10日，中国政府网发布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，条例在赋予校车路上“优先权”等方面引人关注。根据条例，高中学生上下学不纳入校车服务范围，幼儿入园则以保障幼儿就近入园和由家长接送为原则。

    2011年11月底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态称，将迅速制订《校车安全条例》，抓紧完善校车标准。12月11日，《校车安全条例》草案即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2012年3月28日，条例获得通过。如此并不多见的高效率立法背后，是近几年(尤其是去年)频频发生的校车安全事故——— 上至一国总理，下到普通国民，在屡屡惨死的孩子面前，都难抑震惊与忧伤。

    让惨烈的校车事故永不再上演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而在条例文本方面，最大、也最明显的忧虑，则在于幼儿未被纳入校车服务的范围之中：条例对幼儿园阶段采取了“保障幼儿就近入园和由家长接送”的原则，只将幼儿校车作为特殊情况列于条例的附则部分。这与此前“征求意见稿”的相关内容存在原则性差异，彼时的“草案”中，幼儿曾作为明确被列入校车服务范围(且位列第一)的主体，贯穿于从立法宗旨到校车定义，直至具体执行条款的各处。而正式通过的条例文本，则将享受校车服务的范围限缩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。

    从草案到正式文本，条例所发生的如上变化，令人不解。人们实难轻易遗忘，那些并未远去的惨烈校车事故，那些在事故中以各种扭曲的姿势离开人世的逝者，很大一部分本就集中于学前教育阶段。幼儿，是校车事故最大的受难者，以此为契机始得出台的校车条例，却无法将这一群体列入基本保障的范围，个中缘由或欠缺一个更详尽的说明。目前能够看到的对这一疑问的解答，认为幼儿缺乏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，“集体乘坐校车，安全风险太大”，其应对之法则是“就近入园和家长接送”。

    法律不可能是空中楼阁，其必须充分关照到现实的国情。“就近入园”作为原则性规定写入条例，并要求“县级以上地方政府”担负“合理规划幼儿园布局，方便幼儿就近入园”的职责。但最现实的情况则是，由于学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之列，国家投入不足，学前教育资源缺乏且严重不均衡，优质学前教育更成为稀缺之物，幼童家长为此挤破头。“就近入园”如果能够轻松解决，恐不会有幼童家长会选择劳心、费力且安全难保的各种跋涉。将迫在眉睫的幼童上学安全问题，寄希望于相对长远的幼儿园“合理规划布局”，是否远水难解近渴？

    另外，“家长接送”这一被确立的原则，恐也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距离。在各地爆出的校车事故中能够看到，恰是多起事故甫一发生后，一些地方政府便强令暂停辖区内校车，媒体上出现了家长使用三轮车等交通工具“送儿上学”的拥堵场景。如果“就近入学”短期内无法实现，那么家长分散接送不仅让幼童无法享受“优先权”等对待，且发生事故的几率并未因此降低——— 家长分散接送，车况或更不堪，惟一可以药到病除的，仅是“集体乘坐校车”所易引发的大规模事故死亡。因噎废食曾是彼时的担心，而今“家长接送”能否完全做到？又会否出现黑校车死灰复燃的潜在危险？一旦做不到，或形同虚设，将置幼童的上学安全于何地？

    条例已然出台，多说或无意义，但在成文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所横亘着的诸种困境，却依旧会真实地存在，当务之急是如何求解答案。攸关孩子的安全，甚至不惜就此再启“学前教育应否纳入义务教育”的讨论。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，常见诸报端的反对理由，不外乎纠缠于义务教育的强制属性，但是否可以跳出对死板概念的固守，在义务教育之外开列新的类属，弱化其强制性，而独取义务教育中的国家责任属性，将学前教育的政府责任进行法律强化？而从始至终都被提及的“条件不成熟”，其核心在于资金投入，这也恰是强化政府责任的题中之义。

    与征求建议时的“校车条例”相比，正式颁布的条例除了内文的诸项修改，还在名称上加入“管理”二字，有专家认为这更凸显了在校车安全问题上的政府责任。逢此幼童被排除于校车之外的时刻，对政府责任的强调尤显重要与迫切。政府之于孩童就学安全的责任，显然不该仅局限于条例名称中的词汇增减，而应有更多更具体的担当。